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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波、闫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论纲、本质内涵、动力系统与实践路径
2014-01-20 15:52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其广义内涵;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其核心要素。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系统包含了体制内动力和体制外动力,内外动力源之间所形成的有效张力会持续推动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正义、政治体系稳定的三维发展取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研究

  



  



  

        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政治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式是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既体现在发展的时空上,即处在不同历史阶段、处于不同地域的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所呈现出的差异性;也体现在发展的过程中,即由于各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上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是不同的,起点的不同也决定了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此可以说,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其政治社会生活状况和历史经验基础上所选择的政治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中国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赢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对于破解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整体性问题和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廓清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属性和理论特质,力图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内在逻辑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实践路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内涵

  

(一)政治发展的一般性内涵

  

        “政治发展”作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体系走向成熟和完善的现实过程,但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常常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要指政治的民主化和西方化。尽管一些学者也强调尊重不同国家选择政治发展道路的权利,但不同发展道路的目标仍然是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使用,主要有两种面向:一是将政治发展描述为政治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如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是指“社会经济现代化较为广泛的环境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变化”[1]374。二是把政治发展设定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运动过程,它强调后发国家政治发展是要通过政治制度化来实现政治体系结构的稳定和有序。如亨廷顿认为只有从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四个方面来提升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避免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的发生。尽管伴随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涌现出政治转型研究、比较民主化研究、后威权主义研究、新制度主义研究等新兴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仍然把“政治发展”概念置于西方的标准之下,强调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程度,缺乏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客观认识。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认为,政治发展不仅能够为消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过时的旧的政治因素和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能,而且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创造政治条件。一般而言,政治发展在形式上意味着一种政治结构和功能持续变化的过程;在内容上意味着政治系统内部的分化与变革;在价值上意味着向更好更理想的目标的趋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展可以理解为政治社会生活形态和政治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它涉及政治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学者们在政治发展概念内涵的理解上不尽相同,但是在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识:1)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分化,“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法律、军事、行政、科学等,都要与政治领域相分离,这些部门的任务由自立的、专门化的下属机关去执行,科层组织更加精密、复杂和更有纪律性”[2]63。2)政治发展意味着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破除了政治权威所笼罩的“神”的光环,实现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人们往往不再以某种预设的抽象原则和‘超凡魅力’而是以政府的实际作为来评价政治权威”[3]32。3)政治发展意味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转变”[4]25,必然会促进公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增加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力。政治发展既不等同于政治变迁,也有别于政治现代化。政治变迁并不涉及政治转变的方向性问题,如果政治变迁的结果是好的,那么这种变迁意味着政治发展,反之则是政治衰退。而政治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政治而言的一个政治发展概念,政治现代化的外延小于政治发展。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本质内涵的理论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与西方学者的“政治发展”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政治发展的中国模式为目标,既强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也表明其目标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模式和民主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概念,它涉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既有如何扩大人民民主的问题,又有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既有如何发展基层民主的问题,又有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问题,形成了多层次的框架结构。从广义上说,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具体内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前提,通过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和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过程。

  

        从其内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质的规定。在对人民民主概念的界说中,其核心要义是“人民的权力、统治和治理”,它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质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一方面强调民主的阶级性,认为政治民主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揭示了民主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系,把民主同人类解放结合起来,认为民主的最高阶段应该是实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是规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总体性范畴,对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终极关怀是“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超越性的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占有制的否定是“人民民主”超越性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异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其以对物的不平等深化了人们之间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社会主义以公有制来改变人对物的依赖性,也就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存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人与人之间彼此协作的方式来实现其对自然的自由的目的,旨在以社会总体自由能力的不断拓展方式来逐渐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不平等。”[5]65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是以普遍平等和自由为内在本质规定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性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性中获得的。“人民民主”超越性所包含的内容和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社会民主和人类解放,而资本主义民主超越性的表现是政治解放,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实践政治民主是政治解放的体现。然而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根本上讲,这种解放还没有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完全还给人自己”[6]230。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就是要通过在经济领域中实现平等来实现民主从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的扩展,实现“自由人”为主体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通过否定私有制这一人与人之间物化关系的基础,为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关系,以摆脱“对人的从属关系”和“对物的依存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人民民主”的政治条件下,必然要把每一位社会成员视为社会的主人,维护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和切身利益,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在政治议程和公共决策中的民主权利,关怀每一位社会成员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质的规定这一界说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要素。“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政党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7]5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与西方政党是不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先有国家和宪法框架,在国家和宪法框架内政党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先有政党,在政党的领导下建立国家以及宪法框架。二者之间的这种历史差异性,对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以及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一方面要塑造政治合法性和政府公信力,要在政府与人民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另一方面还须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公众有限度地整合进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以有限渐进的政治参与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还要协调社会多元化利益诉求,减少社会冲突公开化的可能性,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

  

        从规范和经验两个层面来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逻辑关联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民当家做主意味着人民广泛地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的管理,广泛性的公共参与对参与的有序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执政党为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组织保障。中国经济改革释放的社会力量已经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社会格局,被释放的社会力量需要一个有序化的平台参与到政治社会生活中来,而能够提供这种有秩序的政治参与的组织只有中国共产党。其次,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对实质民主的追求。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自觉的意识和行动,但由于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为落后,人民的利益格局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推动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势必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和团结人民争取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中国共产党恰恰适应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最后,从执政党自身发展和建设来看,它已经成为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发展人民民主的行动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不仅提高了党的组织化水平和适应性,而且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着人民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战略,是立足于把实现政治系统稳定和政治民主化有机统一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认识上的。正如有学者对此的评论:“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根源。”[8]85概言之,坚持党的领导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是坚持和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要素。

  

        第三,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国的理念是现代法治的本质要求,从人治到法治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标志着客观的法律代替了人的主观随意性而成为国家最高的理性的权威。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完备的社会。“任何现代法治都意味着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对权力滥用的制约,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平等保护;意味着国家机关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公共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诸如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正义原则、公平合理且迅捷的程序保障原则等等。”[9]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法制建设,颁布制定了五四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出现了停滞和倒退,那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法治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至关重要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届领导集体极力倡导“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0]146。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依法治国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系统和实践路径

  

        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系统在体制内外动力之间形成的有效张力会持续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展现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体系稳定的三维发展的现实逻辑之中。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系统

  

        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系统也有其独特性。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政治发展的动力系统包括了体制内外部动力。体制内动力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系统内所形成的动力,具体体现为:执政党的推动及其本身的转型、国家意识形态变革创新过程中孕育出的动力、中国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公众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张力所产生的政治发展动力等。体制外动力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需求、期待形成的动力,在当前中国特别突出地体现在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福利期待和要求以及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系统中在内外动力之间形成有效张力,这一张力会持续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1.体制内动力

  

        首先,执政党的推动及其本身的变革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引擎。中国共产党的变革转型与执政能力调试始终是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力系统的一大特色。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历史生成路径和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显著的自我推动特征,这也是中国进一步推进政治发展的既有初始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轨迹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理念、施政实践及自身建设的内在逻辑之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总路线,实质上也是执政党尤其是最高决策层在政治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为增强执政合法性而主动采取的政治行动和策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的确立以及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责任政府和现代民主制度作为政治发展道路的目标选择日益清晰,原有的执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全面渗透和介入的模式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前所承担的无限政治责任对于市场经济转轨、政府职能转换以及有限政治责任都造成了障碍,因此执政党的结构调整和功能调试日益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核心因素。

  

        其次,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变革创新过程中孕育出的发展动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牵引力。“意识形态是行动导向的。它不仅描述客观状况,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11]9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及其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的转变为开端的。党的执政理念和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体制内动力系统中的“软动力”。一切意识形态都离不开物质利益这一客观基础。历史发展表明,只有能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识形态,才能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和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由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成物质利益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由在浪漫空想主义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转变成现实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建构,由政治激情引导社会变化革新转变为经济激情引领社会发展变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所不能忽视的内部动因。随着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的出现,中共十六大之后,执政党将指导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调整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这种发展观更加强调发展的共享性质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为增进社会共识凝聚发展力量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牵引力和开拓了新空间。

  

        最后,中国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张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从供需关系角度来看,政治发展必须符合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的原则,如果改革需求远远大于制度供给,则政治改革滞后于社会需求,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如果制度供给远远大于改革需求,则政治改革超出社会承受能力,破坏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地讲,政治发展过程取决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对比或权力结构,如果主导性的利益相关者的改革收益大于成本,各项改革就会顺利推进;如果主导性的利益相关者的改革收益小于成本,则改革就会举步维艰。制度供给的实质,涉及一系列利益、权力和权利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在此意义上,作为制度变迁过程的政治发展道路选择必然牵扯着复杂的利益、权力和权利关系的调整、博弈和妥协。尤其是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其过程不仅涉及政治领域内权、责、利等复杂关系,而且触及到宪政结构、决策方式等深层次问题,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各种利益相关者在改革过程中的损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增强改革动力,消解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者阻碍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公众、利益集团、执政党、立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目标函数,即收益最大化。当改革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利益相关者才有意愿和动力去助推改革目标的实现。其中,执政党、立法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预算管理部门和预算使用部门是最重要的体制内利益相关者,因此如何依靠和调动这些体制内机构的政治改革动力,必然成为政治发展过程是否顺畅、改革举措是否可能取得成效的关键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改革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张力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源泉性动力。

  

2.体制外动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断改善民生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外动力,这是推行民生政治过程中相关因素发展所形成的逻辑必然。改善民生是民生政治的表现形式,在改善民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倒逼民主政治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关联着公民的分享诉求和福利期待,关联着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愿望。民生政治的价值诉求蕴涵了改善民生的过程,必然伴随了公民对社会财富分享的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福利的期待,由获得一部分的经济保障和福利待遇,扩大为分享全部社会财富的诉求以及按照通行的社会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分享的诉求和福利的期待激发了人们的参与热情,由此形成了政治发展的复合动力,即自下而上的破解和自上而下的调整的双向互动。同时,民生政治的价值诉求也蕴涵了改善民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公民参与政治意愿的不断提升和理性参与能力的不断增强。民生内容的层次性和动态发展性表明了公民政治参与是民生政治的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公民参与由对民主选举的关注扩展为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关注,由对政府具体政策目标的关注扩展为对公共事务管理结果的关注,由对一般性参与的关注扩展为对强势民主的关注。而这一高级阶段的政治参与要求公民具有浓厚的公共精神,遵循公共理性,在平等、协商、对话、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形成公共决策和进行公共治理。公民理性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凝聚着政治发展的动力。

  

        综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体制内动力和体制外动力共同构筑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系统,在这一动力系统中内外动力源之间势必会形成有效张力。这一张力的形成源于“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2]3;源于社会基本价值的共享诉求与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分化和对立之间的矛盾性;源于政治社会变迁的复杂历程与重塑改革发展的政治生态、凝聚改革理性共识之间的互动。正是这一张力持续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经济发展,经济持续、稳定和高效能的发展,为社会成员有尊严地分享发展成果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建立改革成果共享机制,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以增强对社会正义的认同感和期待感,进一步保证社会的相对和谐和政治体系的稳定。保持政治体系稳定的基础和核心在于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内,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直接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中的各种公共资源和权力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优化,促进社会效率和经济效能的提高,从而有利于推进社会正义。因此,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路径展现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和政治体系稳定的三维发展的现实逻辑之中。

  

        第一,在经济发展维度上,坚持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和高效能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共生现象正在顽强地呈现出其必然性,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或者忽略了政治发展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13]233利普塞特采用了四个经济发展的指数——财富、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考察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比较分析了欧洲、讲英语国家、拉丁美洲“民主较多”和“民主较少”国家财富、工业化、城市化与教育指数,认为“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14]33。而亨廷顿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4]41。综观人类发展历史,经济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的分化,推动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广泛流动,提高了阶层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从而为构建稳定统一的政治体系提供了可能。同时,经济的不断发展提高了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塑造了民主社会所需要的现代公民,为推动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基础。经济的不断发展还必然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背后实际上是特定价值理念作用的结果,而这些价值理念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意蕴,因为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发展意味着对包容性、公平性、开放性、共享性的认可,这就为政治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当前中国政治发展仍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上。因此,必须审慎地把握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联系起来,不断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和高效能的发展,为政治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正义维度上,构建改革成果共享机制,建设责任型政府,增强社会成员对社会正义的认同感和期待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筑社会减压阀。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市场不是灵丹妙药,传统的“下溢假设”(tricking down effect)思维并不能有效解决市场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国家需要对社会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公平正义可以增进社会信任度和提高凝聚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活力和效率。因此,在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要注重公共资源的分配兼顾社会上所有的利益诉求,并给每个人以公平发展的机会,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下,尽管可以激发社会生产活力,但“非均衡性发展模式”也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从而使人们在经济地位上呈现出不平等性,阻碍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需要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改革成果共享机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改善民生,并促进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认同感和期待感。“十六大”以来的十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加强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内容的社会建设,公共财政用于一般性民生事业建设的资金比重不断提高。统计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11年用于一般性民生事业发展建设的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的投入比重提高了10%。民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也为政治发展构筑了社会安全阀。但是我们仍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牺牲社会领域的发展而得到的,特别是以“GDP主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更多地采用经济政策而不是社会政策来指导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关乎民生领域的发展建设。民生领域的市场经济政策破坏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忽视了公平性与参与性,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已威胁到小康社会的整体构建。在这种经济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利于制造财富(效率),但更有利于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转移(社会不公)”[15]27。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把社会政策而不是经济政策作为民生领域建设的指导性政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让人民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促进政治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保障机制。

  

        第三,在政治体系稳定维度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治系统的平衡性和有序性,为政治发展提供政治稳定器。正确处理政治秩序稳定与政治改革发展的关系是转型社会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美国学者鲁恂·W· 派伊指出,当一个社会受到政治现代化的并发症压力时,政治体系内部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会衍生出六大危机,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派伊强调:“把政治发展的概念过程化为六个重大危机是有益的,这些危机会按照不同的次序出现,但一个社会要想成为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就必须成功解决所有这些危机。”[16]80-81化解危机的前提是保证政治体系的稳定。要实现政治体系稳定就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力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要;另一方面合理配置和优化各种公共资源和权力,使社会各阶层之间保持力量和利益的均衡,增强政治系统的平衡性和有序性。保持政治体系稳定的根基在于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在于直接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保证社会中的各种公共资源和权力能够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优化,促进社会效率和经济效能,从而有利于推进社会正义。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推进制度创新的思路在于积极转变发展观念,不断解放思想,扫除陈旧观念对推进制度创新的阻力,把注重顶层设计和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为推进制度创新注入动力,以制度功能开发带动制度创新,提高制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2]燕继荣:《发展政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政治学研究》,1998年1期。

  

[4]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5]韩冬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诸范畴初探》,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07年。

  

[6]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党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3期。

  

[8]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9]张文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法学》,2009年6期。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张慧芝、张露璐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

  

京公司,2009年。

  

[12]拉尔夫·达仁道尔:《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3]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15]郑永年:《保卫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

  

[16]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4-1-13 1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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