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等为代表的社会党人，为了摆脱长期困境、赢得大选，发起了“第三条道路”改革运动。“第三条道路”名义上指的是一条既不同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新右派）的新路。但实质上，“第三条道路”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背离和向新自由主义的靠拢。布莱尔等人甚至为了划清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主张以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的民主主义替代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嬗变，其原因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和反思。

　　一、陷入困境的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曾经辉煌一时。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受到经济滞胀的影响，民主社会主义开始逐渐陷入困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党在大选中接连失利，从困境走向了绝境。

　　1.凯恩斯主义失灵

　　凯恩斯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借以管制放任市场经济，调节经济发展周期，避免经济危机的主要政策依据。正是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战后社会党政府实现了经济、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全面增长。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海湾国家抬高石油价格等因素影响，欧洲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与以往情况不同，这一次凯恩斯主义非但没有阻止经济下滑，反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即出现了所谓的经济“滞涨”现象。由于在经济“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凯恩斯主义陷入了失灵的尴尬境地。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凯恩斯主义的衰落’甚至比‘福利国家的危机’更具危害性。”

　　2.高福利政策陷入两难困境

　　高福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性政策。这一政策的目标在于政府通过高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并对民众提供较高的社会福利待遇。高福利政策为社会党赢得了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拥护和支持。但20世纪70年代后，高福利政策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受高失业率、人口老龄化、福利刚性等因素影响，政府福利支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受经济增长放缓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以英国为例。“英国社会福利开支在战后50年中增加了8倍。1949年社会福利开支只有120亿英镑，占财政支出的14%，1995年已经增至1000亿英镑，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医疗开支方面更是有增无减，比如在1975年时，医疗开支占GDP的3.8%，到1995年已经高达5.7%。”如果政府要保持高福利，势必增加企业税收。但高税收又必然削弱企业盈利，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最终会削弱企业投资和开工意愿。从长远看，企业效益不好必然会增加失业率和失业保险支出，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3.大选接连失利

　　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社会党选情持续低迷。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欧洲最大、最重要的国家，社会党均处于长期在野或半在野状态。在英国，1979年，代表英国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此后，英国工党一直无缘问鼎政权，直至1997年。英国工党在野长达18年之久。在法国，1988年法国议会选举，社会党候选人落选，右翼希拉克当选总理。1995年法国总统选举，右翼候选人希拉克获得了胜利。在德国，1982年施密特下台，结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长达13年的执政地位。紧接着又失去了1983年大选和1990年大选，直到1998年大选获胜，德国社民党在野时间已经长达16年之久。

　　二、社会党的自救之举——“第三条道路”

　　为了扭转长期面临的困境，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率先发起了“第三条道路”改革运动。英国工党随后赢得了1997年大选，结束了长达18年的在野状态。受英国“第三条道路”的启发，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其他社会党也纷纷效仿，推出了自己国家版的“第三条道路”。一时间，“第三条道路”风靡欧洲。但是，“第三条道路”自己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系列的政策主张。

　　1.以中间化为核心的政党改革

　　在打破左右分野的旗号下，“第三条道路”在政党政策取向上由工人阶级全面转向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主要包括小企业主、经理人、房屋所有者、技术工程师，还有熟练的医生和教师等）。社会党对中间阶级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要赢得大选胜利，就不能仅仅代表工人利益，必须成为跨阶级的党。不但要代表工人阶级，而且要代表中间阶级。”1998年，德国社会党的联邦议会竞选纲领明确指出：“我们依靠我们社会中创造效益的人们：依靠高技能的和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学校中承担养育和教育儿童重任的妇女与男人，依靠富于远见的、有事业心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依靠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我们同我们社会中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新中派。”可见，在“第三条道路”那里，中间阶级业已成为社会党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和领导阶级。

　　2.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

　　“第三条道路”主张放松对市场管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在“第三条道路”看来，老左派和新右派将国家和市场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错误的。老左派对市场的管制，限制了经济活力和人的自由。吉登斯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允许市场向其他制度中过分渗透，就会导致公共生活的失败。而一个社会若为市场提供的空间不足，则不能推动经济繁荣。”所以，社会应该“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考虑。”所以，“第三条道路”主张大幅度削减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优势，以期达到所谓的经济效率。

　　3.以民主制度民主化为核心的民主改革

　　“第三条道路”认为当前的民主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对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者关系进行重构。因为“只要以上三者中有一者居于支配地位，社会秩序、民主和社会正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一个多元社会若想维持，它们之间的平衡必不可少。”“没有稳定的市民社会，不把信任规范同社会准则相结合，市场不能繁荣，民主也会受到破坏。”为了实现重建市民社会，“第三条道路”主张进行“第二波的民主化——或者我称之为民主的民主化。”在民族国家内部，民主化主要包括增加地方政府权能，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预；扩大公共领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与透明度，扩大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等。

　　4.以积极福利政策为核心的福利制度改革

　　“第三条道路”认为结果的不平等主要是来源于自由社会的排斥而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所以，与其事后通过再分配进行拉齐，不如在事前创造平等的机会。“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积极的福利政策替代以往消极的福利政策。所谓积极的福利政策，就是将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入到教育和职业培训中，使劳动力获得就业技能。“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限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施罗德认为：“对于打算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实行一种彻底摆脱传统左派的平等主义和对社会福利国家恋恋不舍情绪的，不带任何幻想的供方政策也是当务之急。”所以，“第三条道路”认为，必须改变以往政府对于国民承担无限责任的观念，必须树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新准则。“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

　　5.以新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第三条道路”呼吁建立全球性治理体制，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布莱尔曾说：“在国际问题领域，我们必须保持向外看而不是做孤立主义者。经济是国际化的，环境是国际化的，犯罪也是国际化的。我们把国际接触视为解决跨国问题的逻辑方法，而不是对境内主权的一种威胁。”所以，“第三条道路”主张各个民族国家应该将部分主权让渡给以联合国和欧盟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人权方面，“第三条道路”认为，人权必须得到尊重，人权高于主权。从人道主义出发，他国可以干预别国内政。

　　三、“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背离

　　“第三条道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条“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路，但实质上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背离。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所说，“第三条道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而这种经济理论是与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为公众提供福利服务以及促进社会改善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经历过“第三条道路”改革运动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了，而只能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的民主主义。

　　1.社会主义奋斗目标被放弃

　　社会党一直将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的奋斗目标。“第三条道路”则公开宣布放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主张维护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吉登斯说：“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既然共产主义在西方已经土崩瓦解，而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衰落，那么，继续固守左派的立场还有什么意义呢？”1999年11月，社会党国际第21次代表大会的《巴黎宣言》中反对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认为这种看法只会“混淆手段和目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工党领袖的陆克文甚至撰文呼吁通过“第三条道路”在“资本主义中挽救资本主义”更是直接暴露了“第三条道路”的资本主义本质。

　　2.工人阶级领导权被篡夺

　　自社会党诞生之日起，工人阶级就一直是社会党的当然领导阶级。社会党正是在得到了工人阶级在组织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才使得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能够长期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第三条道路”通过中间化政策，逐步将社会党由工人阶级的党转变为中间阶级的党。例如在英国，布莱尔为了摆脱工会对工党的影响，实现所谓“新工党”的目标，取消了在工党内工会集体投票的特权，疏远了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布莱尔说：“现在工会的意见应当被听取，雇主们的意见也一样，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左右工党及其政策，我们力图代表整个国家进行治理，我们提倡以理服人，反对乱提要求。”

　　3.国有化政策被删除

　　经济国有化历来是社会党最重要的政策主张之一，但“第三条道路”明确主张放弃经济国有化政策。1918年，英国工党党章中明确规定，在“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以及对于每项工业或服务业实行公共管理或监督的最有效的制度的基础上，确保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得到他们的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以及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标志性的公有制第四条，却被布莱尔在1994年的党章中予以删除。取代国有化政策的是所谓的社会化或公众化。社会化或公众化的实质无非是股票化和私有化。英国工党的非国有化政策同样也被德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社会党所采纳。社会党放弃了国有化政策，也就意味着社会党放弃了改造资本主义的最有力手段，也标志着社会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妥协。

　　4.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被曲解

　　“第三条道路”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同时，继续以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哄骗世人。布莱尔曾经说过：“从根本上说，我是一个靠本能和简单价值观念行事的从政者。我与我党的创建者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而且我相信，我的价值观也与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相通。……目前，我正从事由前辈开创的变革，就是使工党走出过时的政策，……使本党重构基本价值观。”事实上，“第三条道路”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观进行曲解。在民主社会主义那里，自由主要强调的是政府赋予公民的权利，而在“第三条道路”那里，自由则侧重于个人对政府以及他人的义务。在民主社会主义那里，平等强调的是结果的平等，而在“第三条道路”那里，平等则变成了机会的平等和对结果不平等的默认。

　　四、民主社会主义终结的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由衰落走向终结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就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指出的那样：民主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庞大的工人阶级”、“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和“充分就业政策”三个基本柱石基础之上的。而当这三个基本柱石基础不再之时，民主社会主义的大厦也必然随之坍塌。

　　1.新技术革命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人人数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剧增。根据2006年公布的《英国社会潮流调查》显示，“1978年至2005年期间，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从690万减少至320万，下降了54%。”与第一、第二产业萎缩相对应，以科学研究、金融服务业、咨询通讯业，法律、等级评估、会计服务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英国从1978－2005年间，服务业从业人数从1978年的1480万上升到2005年的2150万，增加了45%。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和所占比重的降低，削弱了社会党的传统社会阶级基础。

　　2.经济全球化加速瓦解了劳资经济共识

　　在以往的民主社会主义框架下，包含着这样的潜在共识。即资产阶级愿意以充分就业、接受高税收和高福利为交换条件，换得继续保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这种共识的基础逐步丧失。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将资本转移到其他低税收、低福利国家。资本外流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的减少，使得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高就业、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陷入困境。

　　3.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打破了左右政治均衡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以往，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由于慑于苏联威胁和害怕本国爆发俄国式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容忍民主社会主义的存在，并借用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失去了利用价值，资产阶级右翼开始对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各种左翼进步力量进行肆无忌惮的全面攻击。拉尔夫•达伦多夫就宣称：“我们可以确切无疑地说，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了。在这个从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双重梦魇中醒来的世界上，社会主义的任何变种都无法存活下去了。”在资产阶级右翼打压下，社会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被大大地削弱了。

　　4.新美国模式全球扩张

　　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美国凭借超强的实力，开始依据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在全球推广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美式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力推广下，新自由主义逐步风靡全球。正是在此背景下，布莱尔将美国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改革引入了欧洲社会党。正因源于美国，所以“第三条道路”具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色彩。

　　五、民主社会主义终结的教训

　　作为曾经的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民主社会主义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蜕变成为资本主义的拥趸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这个教训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是极为惨痛的，值得我们进行深刻总结与反思。

　　1.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没有社会主义

　　社会党一贯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以期通过多元化和包容性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宣言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的运动，它不要求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严格一致。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公平合理、生活美好与世界和平的制度。”在德国社会党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将指导思想改为“人道主义哲学、基督教信仰、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经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被淡化、排斥和修正主义的盛行。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主社会主义必然丧失革命方向，最终走向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2.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当然领导阶级。社会主义虽然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进化的过程。人类社会要进入社会主义，必然需要通过工人阶级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是由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组织性、纪律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中间阶级的这种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改良主义的政治倾向，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推翻它。所以，中间阶级一旦取得了领导权，民主社会主义必然走向反社会主义的歧途。

　　3.没有公有制占主体就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曾经希望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只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这被历史再一次证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因为即便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家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资本家可以通过高福利暂时收买和安抚民众。一旦时机条件具备，资本家就可以通过转移资本、裁员和关闭企业等威胁手段，逼迫工人放弃高税收和高福利等政策。所以，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就无法真正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那种认为所有制不重要的观点，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一旦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构成实质性威胁时，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1983年瑞典总工会和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提出建立“工薪领取者基金”的建议获得议会通过。这项改革旨在通过工薪基金、工薪赎买方式，逐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变为工人集体所有制。结果，瑞典资产阶级右翼刺杀了瑞典社会民主工党首相帕尔梅。随着帕尔梅的逝去，这项具有明显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也随之不了了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虽然曾经取得良好效果，但却无法根本性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痼疾。这主要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最终还是由资本家所决定。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家的选择必然具有盲目性。国家干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但仍然无法遏制资本家的投资冲动，无法实现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完全平衡。因为资产阶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并不能保证完全正确，也存在着政府失灵的风险。一旦政府干预失灵，同样会对市场产生负面效应，引发经济危机。这已经为二战后历次经济危机所证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自由化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经济更紧密地链接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放任市场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当人们普遍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不应当忽略曾经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同样是去管制化、市场化的支持者。所以，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党“第三条道路”合力作用的结果。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