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正确地把握了国内时代和国际时代，并使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时代的革命道路，引导中国不断前进。在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着眼时代潮流提出了中国建设的任务，探索中国建设的路径。对国际时代与国内时代的一些误判以及对两者的一些混淆，也是诱发社会主义建设失误的因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和区分国内时代和国际时代，并将对两者的判断正确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国际时代；国内时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相互交织、相伴而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进行了艰苦而长期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时代化”的视角审视毛泽东的这种探索，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一、中国革命的“时代化”

　　中国经历了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可分为这两个时期。革命时期的“时代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革命的时代。

　　中国革命时期，起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止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28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列宁的思想。这之后不久，列宁就去世了，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袖，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而马克思主义又包括斯大林的思想。中国就是要将这些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另外，中国革命中还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看。

　　中国革命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所处的时代，进而认清社会的性质。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等。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1］(p633)。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个复杂的大国，看时代问题不能简单化。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但中国也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是进步的，这说明中国有现代的因素。

　　从大的历史视野，所谓时代就是指人类发展的社会形态以及大的社会形态中的阶段，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如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等。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社会主义革命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发展较高的阶段，而中国社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很显然，中国革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时代背景不一样，所以中国革命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而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时代相结合。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时代特征，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阶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主力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少，但他们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部分，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不能笼统说是资产阶级，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与它们密切联系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是革命的同盟军。很显然，中国革命中的阶级配置不同于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从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实际出发的。

　　在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了通过武装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经过议会斗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俄国十月革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政权的。而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国经过反复探索，走出了一条通过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成熟国家的民主机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和平的议会斗争道路可走，唯有经过武装斗争的途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反动力量盘踞中心城市，城市武装起义之路走不通，并经历了多次尝试的失败。广大农村成为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最终夺取城市是一条更可能成功的道路。中国农村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情况，“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2］(p48)。中国的革命道路带有落后大国的特殊性。

　　中国革命还要认识那时所处的国际时代，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连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2］(p161)。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中国革命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

　　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时代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是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而且影响到世界各国，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斗争的开展，都深受苏联的影响。

　　毛泽东着眼于国际大势把握中国革命中的问题。在分析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时，毛泽东指出，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中国统治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因此，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分析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提出的根据，“就是时代的特点”［1］(p451)，即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2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毛泽东还从国际时代的大背景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一方面，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1］(p667)。中国革命不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与国际时代的联系中，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p668)。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的。斯大林1918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就表明，十月革命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即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1］(p647)。中国革命是“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1］(p650)。

　　二、中国建设的“时代化”

　　新中国成立，中国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主要就是将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结合于时代，以指导中国建设的实践。尤其是，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参照对象。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所处的时代做了初步的判断。在政治层面，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又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宣布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发展层面，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生产力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和发展目标。在政治上，毛泽东豪情万丈地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p345)。在发展上，毛泽东认为要加快建设，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的成就和成为强国的时间有过多次估计。毛泽东早期的一些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4］(p392)后来，毛泽东做了更长的估计。毛泽东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新中国成立十年，“这十年里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5］(p204)。

　　毛泽东对中国建设所处的国际时代也很关注。他对世界大势做了基本判断，即“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6］(p383)。因此，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不仅如此，毛泽东在1957年更进一步指出：“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7］(p331)“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7］(p325)他认为在15年后，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世界上将是“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与我们党基于国际形势的判断，确立了赶超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面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毛泽东与我们党怀着急切追赶的雄心，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毛泽东向国际看齐，突出体现在赶超英美苏等世界强国上。毛泽东多次谈到，“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7］(p88)。“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7］(p325)“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7］(p89)

　　中国当时不仅是超英赶美，而且还瞄准苏联。国家计委办公厅1959年12月27日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提出：第一，八年(1960－1967年)规划的初步设想实现后，我国不仅将远远超过苏联1937年的水平，而且将超过苏联1958年的水平。第二，在实现八年规划的基础上，再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即到1972年，我国将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或赶上苏联的水平。第三，到1972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我国也将赶上和超过美国。

　　毛泽东基于过于宏大的目标，在发展上出现急躁。虽然在战略上，毛泽东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8］(p388－389)毛泽东还指出：“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5］(p341)这些观点都很有意义。但是在操作上，出现巨大失误，使中国大跃进突出表现为大炼钢铁。毛泽东以为中国钢产量能不断翻番，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官”的部署：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

　　毛泽东当时基于国际大势的不当判断，在政治上日显“左”倾。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出现了高估有利形势、高估自身实力的现象。毛泽东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5］(p302)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不断滋长的“左”倾情绪，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

　　三、“时代化”方面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探索，在时代化上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也有不小失误，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基本的前提是正确地把握时代，这其中有三个要点。

　　第一，正确把握国内时代。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从本国情况出发的。而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样，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是最重要的国情。中国革命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性质，把握了中国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选择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俄国的革命道路。中国建设之中，毛泽东认识到时代的转变，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还认识到中国在社会发展上的落后状况，要求既要迅速地改变这种状况，又要循序渐进，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第二，正确把握国际时代。世界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一个国家所处的时代，是不一定等同于国际所处的时代。国际所处的时代，是由国际上那些具有主导影响的国家或主导影响的事件所决定的。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外部世界对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革命是受十月革命影响，是受共产国际指导的。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十月革命开拓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而将中国革命自觉地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畴，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并继续向社会主义迈进。在中国建设中，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走势。毛泽东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追赶意识，这也是诱导中国发动大跃进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一度对国际社会发展的过高估计，也是国内和国际政策出现“左”倾的重要缘由。

　　第三，正确地使对国内时代与国际时代的判断相结合。如果在国内时代和国际时代判断上出现失误，当然不能正确地推进“时代化”。但即使是国内时代和国际时代的判断都对，如果两者不能很好地结合，在“时代化”上也会出现问题。结合的重要之处，就是两者如何权衡。中国革命和建设都要从国内实际出发，因此考虑时代的基点应该在国内时代。如果过多地或过分地考虑国际时代，就会脱离中国国情而出现失误。在中国革命之中，那种照搬经典语录、照搬十月革命道路的做法，实际上是没有认识到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国际时代的区别，以国际时代作为考虑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当然是错误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毛泽东不仅对国际时代存在一些误判，而且过分看重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影响，超英赶美追苏联，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当然，如果无视国际时代，也会出现失误。中国在国际上是相对落后国家，国内时代与国际时代存在一定的落差。国际时代往往是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因此，无论是革命或者建设，如不重视国际时代，就会造成目光短浅。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时代问题与“左”和右的关系。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出现过多次“左”和右。它们的成因很复杂，表现也多样，但都与时代判断有一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4］(p403)这个看法在看国内时代、国际时代方面都有效。对国内、国际时代估计过高，就容易出现“左”；反之，就容易出现右。由于中国是相对落后国家，国内时代与国际时代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此也有另一种现象，就是过于看重国际时代而忽视国内时代，就容易出现“左”；过于看重国内时代而无视国际时代，就容易出现右。这两种倾向，我们都要防止和反对。这也是毛泽东的重要遗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