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谈论了一个遭到极端不平等侵蚀的社会。这个社会宣称要让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得到回报，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家庭背景。但实际情况却是，令富家子弟受益的机会和关系，总是与来自中产及工人阶层的孩子无缘。从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社会里，横亘在任人唯贤的理想与日趋寡头垄断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正让人产生深深的挫败感。

　　

为什么极端不平等是极具破坏力的？为什么“只要机会均等，结果是否公平并不重要”之类的说辞听起来如此空洞？这篇报道对此做了简要的说明。假如富人在富裕程度上超出其他人太多，以致于生活在了另外一种社会和物质体系之中，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任何机会均等的概念变得一文不值。

　　

对了，我们到底在说哪个社会？答案是：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它是一家精英机构，但其内部目前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普通学员和来自富有家庭的准精英学员之间泾渭分明。

　　

当然，核心问题在于，像这家商学院一样，美国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而且其程度只会更为严重——最新发布的纳税人收入数据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所谈及的数据，是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在过去数十年间收集整理的，他们利用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来估算收入集中在美国社会顶层的程度。据其估算，“大萧条”（Great Recession）期间，由于资本利得、华尔街奖金之类大幅缩水，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受到了冲击。但自从2009年经济复苏之后，有钱人卷土重来，收入集中程度更上层楼，95%的收入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事实上，超过60%的收入都流向了在总人口中占比0.1%、年入190万美元以上的人。

　　

基本上，当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生活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之中时，富豪们不但捞回了所有损失，而且还冲劲十足地继续向前。

　　

补充一点，这些数字应该可以（但未必能）彻底绞杀如下观点：收入不平等之所以日益加剧，完全是因为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干得更出色。只有一小部分大学毕业生可以打入那无往不利的1%。与此同时，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过得都很艰难。他们拥有高学历——通常是以负债累累为代价得来的，但还是有许多人处于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状态，而更多找到工作的人则发现，他们所受的昂贵教育在工作中全无用武之地。那个在星巴克给顾客端拿铁的大学毕业生已经谈论太多了，但他的事迹的确反映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情况。

　　

是什么力量让庞大的收入所得流向了社会顶层？围绕这一点有着很激烈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至今仍声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收入体现出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贡献。我想我应该指出，超高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金融产业，你或许还记得，就是这个产业当初濒临崩溃，差一点拖垮整个经济，它是靠了纳税人的帮助才度过难关的。

　　

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收入日益向社会顶层集中，这种效应都会伤害一切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价值观。这些年来，我们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世代承袭的特权把机会均等挤到了一边；金钱的威力把有效的民主挤到了一边。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此时此刻，罗斯福新政（New Deal）下产生的那种社会转型——不仅依靠政府实施的种种规划，还要通过大幅度提高工人议价能力，创造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政治上是遥不可及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小一点的进步都不去争取，至少做些什么来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的提案为例。德布拉西奥在周二的民主党内初选中获得的票数最多，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纽约市长，他提议普及早教，并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人征收少量附加税，用以支付所需费用。那帮人当然还是跑出来惊声尖叫了，念叨着他们那被伤害的情感；过去几年里他们经常这样，哪怕另一头已经赚了个盆丰钵满。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该干的事情：至少向愈发富有的富人再多征收一点税款，好给不那么富有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一些权威人士已经暗示，德布拉西奥的意外上位，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民粹主义正在崭露头角，而这种经济民粹主义将会撼动整个政治体系。这话似乎说得太早了；但我希望他们没有说错。因为极端不平等仍在日益加剧——而这种不平等正在毒害我们的社会。